全球城市紧盯文化

大城市纷纷围绕文化出大招。

伦敦2019年开年首次建立“文化区”，每年针对一个行政区划拨款135万英镑（约合1197.7万元人民币）用于筹划文化活动，让文化与社区生活进一步融合。

巴黎在塞纳河上紧锣密鼓打造“世界首个艺术乌托邦”——一艘面积近1000平方米、共三层，用于举办“街头艺术”展览的轮船作为“再造塞纳河”项目之一。

东京和纽约更早行一步，东京在2017年抛出了“Tokyo Tokyo Old meets New”（第一个Tokyo为Brushstroke字体，第二个为哥德式印刷体）的标志和口号，以突显可追溯至江户时代的传统与当今的前沿文化并存。

纽约则同年编制历史上的第一个综合性的文化规划“Create NYC”（创造纽约），明确提出了推进纽约文化发展的8大战略（增强邻里特色、强化文化艺术教育、注重公共空间文化等）。

与此同时，上海也积极行动，在“上海2035”也融合了文化要素，明确提出要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文化大都市。

“全球城市”为何纷纷盯着文化不放？

城市与文化共生

究其原因，从普遍意义而言，城市与文化及其衍生产业存在共生关系。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提出将文化作为“城市发展和规划政策的黄金线”的说法，即以文化贯穿城市规划全过程和全领域以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欧洲文化之都”建设的欧盟与历经三轮文化复兴城市规划的新加坡皆是以文化兴城、以城促文化的先驱。

一方面，文化不仅为城市注入活力、激活新经济的核心，文化产业本身也是城市发展的新经济增长点。

文化多元性和活力作为创新创造的精神源泉，能吸引诸多高端产业和专业人士的集聚、激发新型的产业发展。

同时，有助于城市提升综合竞争力和树立城市品牌，在丰富物质资源普及、城市风貌日渐趋同之际，文化可赋予一个城市特有标识。

而围绕文化衍生的文创产业本身也能产生巨大的社会经济利益，是繁荣城市经济、创造和增加就业岗位等方面的重要力量。

在伦敦，文创产业是仅次于金融服务业的第二大产业，早在2012年产业增加值就高达346亿英镑，更在2014年贡献了16.3%以上的就业，高于金融服务业的72.9万个岗位。

另一方面，文化是由城市创造、而非市民创造的。

《城市文化》中指出城市是“文化的容器，专门用来储存并流传人类文明的成果”，这点在类似纽约这样“伟大的城市”表现更甚，人们在提到纽约的时候往往会率先谈论这个城市本身，而不是住在里面的人。

借用罗伯特·沙克尔顿的话，“纽约造就了它的人民”，也是纽约造就了其大熔炉文化。就一定意义而言，储存文化、流传文化和创新文化是城市发展的内在规律和追求的终极目标。

概言之，一座城市必然有其独特的文化气质与之匹配，尤其对于一个特大城市而言，独一无二的城市文化是其必备的特质。

上海的文化需要

上海作为和纽约等从国际性和商业化的发展角度有众多相通之处的特大城市，发展独一无二的城市文化及其衍生产业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由上可知。

更何况，上海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这是一个比100多年前的“远东第一大都市”更加宏伟的城市目标。但不可否认，上海目前在文化影响力上与纽约、伦敦、巴黎、东京全球一线城市仍存在明显距离，甚至不及历史上顶峰时期。

1843年的“五口通商”后，此前寂寂无名的上海成为连接世界和内地的“码头”，不仅是贸易、经济概念上的“亚洲头号商埠”，更是新知新学的生产与传播中心，现代意义的学校、报纸、现代印刷技术等无不是先在上海落户、后由上海传播出去的。

往来间，各种文化、思想相互渗透、相互冲突，进而熔为一炉，养成了“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海派文化，并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到达顶峰，鲁迅的“怒向刀丛觅小诗”、周信芳经典麒派唱段、张爱玲笔下的悲欢离合等构成了海派文化极盛下的文化产业繁荣景象。

如今，在文化基础资源配置上，上海的博物馆、纪念馆数量仅是北京的75%；在双一流大学配置中，北京以34所占了绝对第一（占比24.8%），上海以14所高校入选位列第三。

上海文化产业新机缘

幸而，上海文化产业遇上了新机缘：

首先，超级枢纽的能量爆发，聚集文化要素、辐射文化能量。

上海将成为超级枢纽，节点与节点在这里集聚与叠加，并担当起要素孵化器的功能，向外辐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