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质问：这些明明提供了却不见了的证据去哪儿了？

侦查阶段就有很多令人疑窦丛生的事情发生，而到了一审阶段，则更令刘熙困惑，因为很多当初提取的证据，并没有出现在一审卷里。

王振江律师告诉记者，公安用相机给刘熙受伤处拍的照片下面标注是顺城刑警金某某拍摄，家属也签字了。刑警吴队长说照片已经附卷里了，送检察院了。可是二审在庭上看到，不知什么原因，公安拍摄的标注已经没有了。而卷中顺城公安又在2018年12月18日写个“情况说明”，照片是刘熙的母亲在2018年12月12日提供，非公安提供。

案发之初，顺城刑警向刘熙母亲表示，案发格兰宾馆走廊的录像、宾馆前台录像都调到了，可是案卷中却不翼而飞。刘熙说：“案发4个月后出证明说六层楼的录像都换了，这可能吗？”

同样本该在卷中出现却不见了的证据，刘熙还记得，案发后邹某一周电话记录，第一个吃饭地点串吧店的录像，吴队长明明告诉刘熙家属附卷送检察院了，可是二审卷里也没有。

律师发现，卷中2017年10月17日、2017年10月25日，顺城公安开具的两名刑警对案发当天取证的2个情况说明，全都漏写公安带刘熙到抚顺市中心医院做处检鉴定、对头部、腿部外伤拍照、上交案发时内裤这些关键事实。更奇怪的是，两个说明除了日期不同内容一字不差。

面对刘熙母女反映的情况，抚顺市公安局督查支队和信访电话说“顺城公安办案没毛病”。多次问“你们知道邹某舅舅是干什么的不？”再加上那条看起来跟原来不一样的证物内裤，刘熙怀疑，这一切都和邹某父亲邹某平在公安系统工作，母亲在信访工作及公安当领导的舅舅干预有关。刘熙告诉记者，警方办案过程中她一直留有证据，但是目前无法提供，因为为了怕被抢走，已经邮寄到国外的亲戚家了。

王振江律师认为证人资格值得怀疑。证人张某系刘熙、邹某均认识的同事。二审庭审中，被告人邹某供述在案发后仅仅同张某因工作问题通话一次，而公安在案证据却证明在当日中午之前邹某和张某有过11次通话，且两人已经就本案案情做了交流沟通，而张某、邹某却故意隐瞒这一事实，张某明显涉嫌伪证。

刘熙说案发后被害人家属多次申请公安机关、检查机关对张某立案侦查，有严重共犯嫌疑，但一直无人回应。6月14日早上邹某到刘熙家认罪后出来给张某打电话，警方调取到的基站定位显示张某当时就在刘熙家小区附近。6月14日是工作日，张某邹某的工作单位在抚顺经济开发区某政府，距离被害人家有20公里的距离，开车还需要近半个小时，张某上班时间不在单位而是在刘熙家外，刘熙认为这就是两人在商议犯罪后的善后事宜。

王振江律师认为，案件之所以这么复杂，主要还是公安机关侦查行为不严谨，拖沓、推脱造成的。